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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前夜

1949年4月21日，黄经海、雷耀湘和地下共产党员、县总工会主席罗汉荣、县中教师罗祥生一道，秘密串联弘毅、简师和辰阳镇小学的师生千余人举行了游行示威运动。游行队伍扛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自由、要民主、要生存”的巨大横幅，高呼“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口号，沿途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假和平的阴谋，痛斥反革命内战的罪恶和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

听众对国民党反动派莫不切齿愤恨，许多市民鸣放鞭炮热情欢迎，许多工人、农民、渔民都自动加入游行行列，跟着师生高呼口号。

一时间，县城热气腾腾，洋溢革命的气氛。

当游行队伍通过县衙门时，反动军警架枪对准示威人群。

地下党组织早有准备，事先安排策反过来的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张舜权邀集军警反动头目，到他家里打“麻将”。

当游行的口号声震动县城时，他们的牌兴正浓。有人请示采取镇压行动，张舜权说：“狗虱撑不起被褥，几个学生闹不成大事，别管那么多。”

这样麻痹了反动派，掩护了游行队伍，使师生们冲破了俗称“鬼门关”的衙门坪。

“四二一”学生运动，促进了全县人民的觉醒，为龙寿县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黄经海、雷耀湘利用社会力量，策反县长迎解放。

龙寿县长唐克强，是龙寿建县以来的第209任县长，系祁阳县大村旬人。他在龙寿县任职期间，正值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党步步败退。各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反动派已成瓮中之鳖，惶惶不可终日。加之龙寿县政府内部派系之争，谋权夺利，矛盾重重。

为此，唐克强感觉十分苦恼，身居异乡，又没有几个知己，工作不好做，早想辞职回乡。

1949年6月，白崇禧到长沙召开湖南省各县县长、参议长、书记长会议，白崇禧和他的喽啰，既新任湖南省民政厅长田良骥，杀气腾腾，命令各县县长回去采用高压手段，屠杀革命群众。

当时的湖南局势异常紧张，两派之间的斗争更是激烈。

会后，唐克强不想再回龙寿县，当面向省主席程潜和田良骥请求解职回乡，但未获批准。

程潜主席动员他回龙寿，并说：“益阳、常德、龙寿不会有战争。你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就行了。不让老百姓骂你就谢天谢地了。”

对于程潜的话，唐克强不难理解。

其时，程潜早已安排郭洁诚在益阳，陈采夫在常德迎接解放，所以他对唐克强提出要求：“你回龙寿县后，主要做的就是好好安定地方。不要跟着别人后面跑。”

唐克强回到龙寿县时，全县时局很混乱，有些反动的在乡军官如黄蠹等人，企图顽抗到底。常德绥靖区司令李默庵还发了“派令”给他们，许诺他们带枪越多，升官越大。

当时，龙寿县政府内部有两派：以彭裔谦、王之麟为首的一派，想纠集全县所有武装力量，孤注一掷，与解放军拼到底；以彭维基、曾毅为首的多数人，主张和平解放。

县长唐克强举棋不定，左右为难，自然成了两派急切争取的对象。

唐克强对罗祥生的胆量、才华，深感敬佩，经常和会计室主任肖冠民谈及罗祥生的为人。

肖冠民与罗祥生的爱人张琼英是老朋友。罗祥生夫妇来龙寿县后，通过肖冠民与唐克强有了多次接触。

罗祥生、张琼英夫妇知道唐克强思想有矛盾，想找条出路。他俩经请示县委，充分利用这一缺口，多次登门拜访唐克强，在每次的交往中，大谈大学中的民主运动、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长沙等地高涨的应变潮流等形势问题，促使唐克强的思想有了转变。

一次谈话中，唐克强表示决心把家属送离龙寿县，以便选择适当时机举行起义，他还把自己控制的“饷械”方面的机密情况向罗祥生、张琼英夫妇交了底。

从此，罗祥生、张琼英夫妇在粮饷、军械方面做文章，出谋献策，商定“应变”计划。一致认为，曾毅是县参议会议长，代表民意，比较开明，放得心。最不可靠的是彭裔谦这个人，要加大对他的工作力度。

罗祥生、张琼英夫妇明确要求唐克强亲自去做彭裔谦的争取工作，还劝他在这一事情上要立功。

唐克强接受了这个任务，也确实尽了他的努力。由于地下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反工作，分化瓦解敌人，为和平解放龙寿县扫除了障碍。

也就在这时，反动派加紧了对黄经海的搜捕。

1949年5月，春柳湖解放前夜，黄经海英勇牺牲。他与反动派作最后斗争的日子里，对自己有种不祥的预感，便作好了最好与最坏的两手准备。

他把义子黄春江托付给了好兄弟历崇德。

为了让黄经海放心，历崇德当场收黄春江做养子。

为了掩人耳目，养父养母要黄春江蓄起长发，穿戴花

衣，男扮女装，并改名喜妹，与历水莲姐妹相称，一家四口生活在那条网船上。

渔霸渔主的压迫如影随形，使得养父养母的网船时刻喘不过气来。

为迎接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雷耀湘，却在1952年的肃反工作中，被定性为假地下党员。各种磨难伴随他一生。他有时想：如果当初像黄经海一样牺牲了该多么好啊！

这时，鲤鱼嘴码头又传来柳絮涛患急性血吸虫病死去的噩耗。

这令正在参加方立珠追悼会的所有人震惊不安，不知春柳湖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