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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可怜的麻雀（第1页）

我来到了这个镇上，来到了这个如果不是因为军的死我永远都不可能来到的镇上。这个镇在中国北方算不上大，也算不上小；说它算不上大，是因为这里生活的人口总共也不会超过两万；说它不算小，是因为这里毕竟通着一条铁路。春节的气氛还没有散尽，三三两两的儿童互相追逐嬉戏着；一个小孩扔了一个摔炮，其余的孩子赶忙捂紧了耳朵。寒风吹着鞭炮燃烧过后剩下的残纸，夹杂着一丝丝煤烟和火药味拂过我的脸，我赶忙用手捂住了鼻子。

司机领我来到了军出事的地点，铁轨上还残留着军的血迹。听警察说，军是在这里被火车撞死的，现场还留有军的一枚衣扣。是的，这枚衣扣是军的，因为我认得这枚衣扣，这种衣扣只有东京恒源制衣厂才产，是我送给军的大衣上的。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酒在铁轨上，洒在军的血迹上。我用随身带的水润湿了手帕，拭下军的血迹，用塑料袋将手帕包好，揣在了大衣兜里。

寒风冻得我发抖，我用双手紧紧握着项上的红丝巾。我在铁轨旁不知站了多长时间，火车的汽笛声惊了我一下。司机小声对我说：“小姐，回去吧！”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下午三点了。

我和军是两年前在北方冰城哈尔滨相识的，那时军的精神已经不太好，但还没有太坏。为了帮助父亲做生意，我决定到黑龙江大学继续精修汉语。爷爷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晚年时他深为自己及同胞的所做所为而深深感到内疚。为了完成爷爷的一个心愿，我选择了黑龙江大学作为我在中国精修汉语的摇篮。

到学校的第三天是星期天。下午我乘车来到松花江边，这时江已经封冻了。上面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小心翼翼地过江，还有一些工人在切冰、托冰，听说是为兆麟公园做冰灯。空中有几只风筝在孩子的操控下越飞越高，这座城市的冬天的确很有魅力。

我来到了距离北岸两公里左右的一座小屋前。屋子很旧，好在是砖的，房顶铺的是油纸。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门开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我的面前。她照比爷爷给我的纸上画的老太太已经老了许多，但从模样上还可以看出她就是我此次来中国要找的那个人。她稍有些驼背，额头上刻有几道深深的皱纹。

“姑娘，你找谁？”老人问。

“老奶奶，我是北海道介川龙一的孙女。”我说。

老人身子微微一颤，她用慈祥的目光从上到下打量我，没说话，把我让到了屋里。屋子不大，倒是很暖和。离门口三步远就是火炕，炕上放着老人已经衲好了一半的鞋底。

“王奶奶，”我坐到炕边上说，“我爷爷对我讲了他和您的故事。中日战争结束后，爷爷得了肺癌，五年前他去世了。临终前他把绘着您的肖像给了我，说您救了他的命，让我一定来中国找到您，并把他剩余的全部积蓄转赠给您。”我从包里取出一个用破旧的报纸包的小包，放在了老人跟前。

老人打开了报纸，我看见她拿报纸的手在微微发抖。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张报纸，我心想：“难道她懂日文？”

“我当时非常恨日本人，”王奶奶慢吞吞地说，“不但我恨，我们村里人都恨日本人，日本人烧村子，抢东西，我唯一的儿子就是被日本人抢去做细菌实验死掉的。那是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吧，一支抗联小分队在离我们村五里地的兴胜村和日本兵交上火了，结果那支日军小分队被全部歼灭了。那天我去城里打听儿子的下落，回到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忙去草堆抱草，准备做饭，在草堆旁我看见一个日本兵躺在那里，脸上前胸满是血。我不知他是活的还是死的，赶忙回屋去取镐头。我提着镐头返回草堆，轻手轻脚走到日本兵近前，将手探近他的鼻孔，发现他还有呼吸。我想用镐头朝他的头砸下去，好送他上西天，却发现他的右手插在怀里，似乎想要掏什么东西。我乍着胆子把他的手拽了出来，看见他的手里捏着一个纸包，就是用这张报纸包的，”说着她用手指着炕上的纸包，“我好奇地掰开他的手指，打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一家三口，两口子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那个男的可能就是我面前的日本兵。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便起了善心，不想杀他了。我提了桶水来，蘸湿毛巾擦干了他脸上的血迹，这才看清他果然是照片上那个男人。我往他嘴里饮了两勺水，他渐渐苏醒过来。没想到他竟会说中国话，他睁开眼后先问我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又谢我，又问我为什么不杀他反而救他。我不愿和他多说话，但他告诉我他家住在日本的北海道，他的名字叫介川龙一，还坚持要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我哪有名字？只好告诉他我夫家姓王，然后就提着镐头和水跑回屋里扣上了门。”

“爷爷从您那里得救后就因负伤申请回国了，”我说，“他经常对奶奶和爸爸说，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太深了，怎么赎都赎不清。他把政府发的伤残补助和退休金都攒了下来，一部分捐给了孤儿院，捐给了那些因为战争失去父母的无辜的孩子们，一部分让我交给您，一是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二是替日本人赎一分罪。”

王奶奶说：“我当时若不是看到那张照片，大概也不会救他，说不定还会一镐头砸死他。看到他们一家三口那个幸福的样子，我就想起了我的儿子。我知道，日本军队来侵略中国，你爷爷说的也不算，他也不爱打仗。”王奶奶一边说一边拿起那沓钱，递给我说：“姑娘，你爷爷的这份心意我领了，这钱我不能收，我也不缺钱，家里就我和老伴两个人，上年纪了，吃也吃不动，穿也不穿什么好的，干什么花钱？我老伴每天赶马车在冰上拉游人过江，能赚不少钱，你把钱捐给孤儿院吧！我老了，也不知该把钱往哪儿捐，你们年轻，有文化，就算替我捐了吧。”

我无奈地对老人的慷慨表示理解，站起来给老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离开了她的小屋。

走在松花江的冰面上，我回忆起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爷爷在中国时的故事，还有父亲创业的经历。我父亲是日本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从中国改革开放后，我父亲是第一批在华投资的日本商人中的一员。父亲特别热爱中国文化，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带我参观过中国历史博物馆，向我介绍这个泱泱大国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并要我长大后学习中文，帮他做生意，他希望我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一份贡献。我正在想着父亲放在我肩上的重担，突然脚下“咔嚓”一声，紧接着冰冷的江水浸湿了我的皮靴，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人已掉进了冰窟窿里。我用双臂撑着冰面想爬上来，可是冰抵不住我身体的重量，又塌了一片。这样反复三次，我的腿已经被江水冻得要抽筋了。正在我的身体将要往下沉的时候，一只大手握住了我的右手。我抬头一看，冰面上趴着一个小伙子，他把另外一只手也递给了我，然后把我拽出了冰冷刺骨的江水。

那天我很狼狈，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学校。事后我才了解到，救我的这个小伙子叫军，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那天他和几个同学到江上放风筝，从远处看见我掉进了江里，这才跑过来救了我。为了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第二个星期天我把他约到了中央大街的“相约酒吧。”

那天军穿着一件稍旧的深蓝色大衣，坐在我的对面略显拘谨，我问他是否经常和女生一起单独吃饭，他说这是第一次。

军在中国人中算是中等身材，属于刚开始坐下来比较沉默，和你熟悉以后就变得比较健谈的那种男人。

“谢谢你救了我。”我虽然知道“大恩不言谢”这句话，但还是先说了这句话。

“你不用这么客气，谁遇到这种事都不会见死不救的。”军回答得也很老套。

“你家是本市的吗？”我问。

“不是，我家是农村的。”军喝了一口啤酒说，“我的父母是很苦的。由于我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只得在一所镇里的普高就读，高中毕业又没能考上大学，又在县里补习了一年，可是这一年我又没考上。家里为了攻我上学，花了许多钱。看着父母累得越来越弯的腰，还有着急结婚的弟弟，我真恨自己无能，可同时又不甘心放弃学业。我咬着牙在县城又补习了一年，这才考上了现在就读的这所大学。明年七月我就毕业了，我得赶快挣钱，减轻一下家人的负担。”

我没想到他会和我说这些，于是问道：“你毕业后会去哪里？”

“大概会被分到工厂吧。”军无精打采地答道。

“你不如和我去日本吧，到那里可以挣到很多的钱。”我试探着建议军。

“我到日本能干什么？我又不会日语。”军不屑地说。

“我可以教你呀！你可以在我父亲的公司上班，薪酬你想要多少我父亲就会给你开多少。”我得意地说。

“那可不行，你这样对我是因为我救了你吗？我可知道许多中国人在日本都是出苦力的，挣的钱并不是很多。”军说完之后用询问的目光在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这样安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我非常肯定地说，“是因为……哎，反正我自己也说不清。看到你的精神压力这么大，我就是想帮你，真心实意地想帮你。”我也不知道这样回答他会不会满意。

“我不会去给老外打工，尤其不会给日本人打工，我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即便挣得少一点。”军斩钉截铁地说。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不想就这个话题再和他谈下去了。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爸爸从日本打来的。

“杏子，你的老师伊藤病了，剩下的日子恐怕不多了，你抽时间回来一趟吧！”爸爸在电话里告诉了我这条不幸的消息。

伊藤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我和他的感情很深，他也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听到这条消息，我再也坐不住了，匆匆和军告了别，赶快去买回日本的机票，第三天的中午我已坐在导师的病床前了。

伊藤导师得的是肝癌，见到我时精神还不算太坏。我给他买了一束鲜花，放在了病床头，又剥桔子给他吃。导师问我：“中国的教育现在是怎样的状况？”我没想到老师在如此情形下竟然还对中国的教育感兴趣，漠不关心地回答道：“发展得挺快，可是读不起书的也大有人在。”导师微闭着双眼，轻轻地摇了摇头，嘴里含糊地说道：“教育太重要了。”

导师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他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讲的这样一个寓言：一只老麻雀下了两枚蛋，在准备孵小麻雀的时候，有一天老麻雀出去觅食，回来后发现多了一枚麻雀蛋，不知是哪来的麻雀在它的巢中下的。老麻雀把三只蛋一起孵，等幼雏破壳而出的时候，三只幼崽都十分讨老麻雀的喜欢。老麻雀日日辛苦地劳作着，给它们捉虫喂肚子，衔泥盖房子。等三只麻雀长大了，老麻雀问它们长大后要干什么。老大说要学飞翔，老二说要学衔泥筑巢。当老麻雀问到不是自己下的蛋孵出的那只麻雀时，老三回答得竟然和老大一样，也要学飞翔。老麻雀就按三个孩子的意愿教它们本领。老大每天苦练飞翔，十年后变成了苍鹰，再也不在麻雀堆里混了；老二练就一身好本领，筑了一堆精美的巢穴，哺育着众多儿女，繁衍了一个大家族；老三虽然也和妈妈学飞翔，但每天都吃不饱，它只能等老大老二吃饱后有多余的虫子时才能捞到点“残羹冷炙“。结果老三越来越瘦，越来越瘦，终于有一天在回家的途中飞不动了，掉在了地上，被只野犬给吞食了。

讲完寓言后，导师告诉我们：“如果光喊重视教育，而投资不到位的话，就会有无数个像第三只麻雀那样的悲剧发生。”后来我把导师的话告诉我父亲，父亲笑了，父亲说这个寓言是他小时候讲给导师的，父亲还说这些年他每年都捐给各类学校和读不起书的孤儿许多钱。这时回想起小时候有一次过生日我向父亲要钱买一种昂贵的玩具父亲没有同意，我生了一星期的气，真是又羞又愧。

三个月后，伊藤导师病逝了。他走得很痛苦，病魔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去世时他已经瘦成皮包骨了。父亲带我出席了他的葬礼，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他就职学校的一棵松树下，他说他要看着日本的人才一辈又一辈地带着希望走进来，揣着满意走出去。

告别了家人，我又返回了中国，返回了哈尔滨，返回了我的校园。临走时，我去商场买了一件大衣，买了一件恒源制衣厂生产的羊绒大衣，是给军买的，因为军身上那件大衣已经很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