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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欧阳修收集古物及拓片的标准（第1页）

第三节欧阳修收集古物及拓片的标准

一、可以正史书记载之谬误

欧阳修在主持编修《新唐书》，独自编修《新五代史》的过程中，收藏、鉴赏、研究金石学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编辑过程中每每以金石上的记载来纠正《史记》《汉书》《旧唐书》《旧五代史》等史书记载的谬误，这部分内容在《集古录》中占的比例最大。

欧阳修在从事金石的收集研究过程中，不断遭到他人的冷嘲热讽，认为他不安心政事、玩物丧志，也没有意思。每每听到这种批评，欧阳修也不做辩解。他知道三观不同的人，辩解也无用，徒费口舌。

刻于东汉桓帝延熹三年（160）的《孙叔敖碑》之拓片，非常少见。欧阳修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搞到此碑的拓片。由此拓片，欧阳修才知道孙叔敖名饶，字叔敖，司马迁的《史记》和其他书中，直接写成孙叔敖。欧阳修为此感叹道：“自立碑之后，没有见过此碑或拓片的人，有多少人知道孙叔敖的名呢？说我收集古物无用，妥当吗？”

立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的《汾阳王庙碑》，是记载唐代名将郭子仪事迹的碑刻，关于郭子仪早年战功的记载，《旧唐书》不见记载。而欧阳修“于《新五代史》为李克用求沙陀种类，卒不见其本末”（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一。五代后唐、后晋、后汉的建立者，都是沙陀族。，而根据这个碑刻，则发现了一些新线索。

欧阳修家收藏的韩愈的《昌黎集》，号称是当时传世的《昌黎集》最好的版本。欧阳修每每以有韩愈文章的碑刻来校正自己所收藏的《昌黎集》，如刻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的《黄陵庙碑》，“不同者二十余事”（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一。。遇到这种情况，欧阳修大都以碑刻的记载为准。二、书法

欧阳修的书法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算不上名家，但是，他通过和大书法家蔡襄及其他书法名家的频繁接触，对书法的鉴赏水准，却称得上绝对的行家里手。

自唐代李阳冰之后，最有名的小篆书法家就是生活于五代后汉、后周及北宋初期的郭忠恕。欧阳修认为他的楷书也非常精到。《集古录》中收藏有郭忠恕的《小字说文字源》和《阴符经》两幅作品，都是楷书。

同时期的书法名家，《集古录》收的还有徐铉、徐楷、王文秉的作品。三、辞藻优美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又是杰出的诗人和词人，所以辞藻优美的碑刻，很难逃过欧阳修的法眼。立于天宝四载（745）的《裴夫人志》（在长安附近的万年县）和亳州法相寺的《矮槐文》，都是因为“辞藻潇洒”（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三。而被欧阳修收录，而《裴夫人志》的作者却无从知晓。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追求的是文学水准而不是作者的名头大小。四、道德判断价值

欧阳修所写的《集古录》，绝非一部单纯的收藏、鉴别、研究金石的著作，与他所修的《新五代史》一样，也是一部史书。所以，有些收藏，虽然文字、文采两方面都没有价值，但是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也要记录下来。

立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的《王重荣德政碑》，在欧阳修看来，最具标本价值。德政碑本是百姓为口碑、政绩都不错的官员立的纪念碑，可王重荣作为唐末割据势力的代表，虽然有破黄巢等功劳，但后来却成为国家大患。欧阳修写收录此碑的目的：“让后世知道求名莫如自修，善誉不能掩恶。王重荣也想垂美名于千载，而其罪恶终暴于后世，毁誉善恶，不可颠倒。”（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三。五、独到价值

《五代时人署字》（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三。一条记载，北京大名府有一户人家把五代时帝王将相在各处石碑上的签名拓下来集录成册，流传后世。欧阳修认为有独到的史料价值，将其合为一卷，收录进书。

仁宗嘉祐后期（1061—1063），官府于宿州（今安徽省宿州市）附近开挖汴渠，于泥沙中发现了《周伯著碑》，“其文字古怪，而磨灭无首尾，了不可读”，仅可见到“渤海君玄孙，季景长子也”十个字，也不知道周伯著为何时何处人，其事迹也不可考，文辞莫晓，字画也不工。欧阳修因其古怪而收录，自嘲是“好古之弊也”（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三。。

太常博士黄孝立是福建人，他给欧阳修带来了一幅拓片，并解释了拓片的来历。福州永泰县观音院后边的山上，顽石众多，其上有好像人用指头蘸着泥浆画成的文字，根据石头的形状，循环分布，如车轮一样，无法看出首尾。黄孝立又补充说道：“我在广州，曾经看到当地人用少数民族祭祀的方式祭天，日夕焚香，用金粉在纸上写字，号为天篆，和这一样，但是不晓得什么意思。”有人用道家的符箓来解释，认为是“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术”，但是不知道这一解释对否。2018年3月，永泰县村民在此地发现了此类石头，目前未能全部破译，疑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壁画。欧阳修也感到很奇怪，以《福州永泰县无名篆》的题目写入《集古录》。

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的《石壁寺铁弥勒像颂碑》（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三九。，位于太原府交城县，乃太原府参军房璘妻高氏所书。欧阳修第一次见到妇人所写的书法拓片，且文理通顺，字体挺秀，于是将其记入《集古录》。《集古录》中还记载了高氏的另外一幅书法作品《安公美政颂》（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三九。，但是欧阳修与蔡襄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不像女性的书法，而且高氏的这两幅作品，风格迥然不同，欧阳修也无法做出确切的解释。他期待读者看书后，自己辨别。这也是该书中唯一的关于女性书法家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