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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民被关在一座废旧的庙宇里，外面有红军战士把守。张汉民用手砸门，外面的战士厉声说：“老实点。”

张汉民气愤地冲外面喊：“去叫你们首长来。”

过了一会儿，门被打开，戴季英带着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进来。后面有人搬进来一张方桌和三把凳子。

张汉民气愤地问：“你是谁？”

其中一个年轻人说：“老实点，这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戴季英主任。你不是喊着要见我们首长吗？有什么话，你说吧。”

张汉民等他们三个人坐下来，他看了看戴季英，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满身杀气，绝非善类。他不喜欢他，于是他说：“我要见徐宝珊书记和吴焕先政委。”

戴季英冷冷地说：“徐书记和吴政委都很忙，他们没有时间见你！怎么，我这个军政治部主任不配和你一个陕军旅长对话吗？”

张汉民也不再计较，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了，痛心疾首地说：“双方不是有互不侵犯的约定吗？你们为什么食言！为什么要进攻我们？！为什么！”喊最后一个“为什么”的时候，张汉民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

戴季英依然冷冷地说：“你说你是地下党员，谁能证明？”

张汉民无奈地说：“当然组织上能证明。”

戴季英逼视着张汉民：“你说的是哪一级组织？”

张汉民突然平静下来，他淡淡地说：“按照保密原则，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是奉党的命令在执行党的兵运工作。”

他突然提高了声调：“可你们的所作所为让我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

戴季英将身子后仰，双手抱在胸前，有点居高临下地说：“你既然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张汉民绝望地哀号：“我觉得你应该和你们的上级联系，去确认我的身份。不过我知道，你们连电台都没有，你们联系不上你们的上级！”

说完，他仰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蓝田葛牌镇红二十五军军部内，一盏油灯下，徐宝珊正在低头看书，他看起来十分虚弱。这时，戴季英从外面走进来，徐宝珊试图站起来，但没有成功。

戴季英连忙上前按住他，连声说：“宝珊书记，你别动，别动，我就是来向你汇报一下审讯张汉民的情况。”

徐宝珊示意戴季英坐下，并随手递过来一支卷烟。两人点上火之后，徐宝珊才问：“审讯得怎么样？”

戴季英坐到徐宝珊的一侧，说：“他坚持说他是在奉命从事地下兵运工作，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明，也不愿说出他的上级是谁。但有一点能够肯定，那就是他对于我军的现状十分了解。”

徐宝珊沉吟了一下，说：“不愿说出上级，一是可能因为他根本没有，第二种可能是他在坚持组织纪律。”他停了一下，叹了口气，继续说：“没办法啊，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他望着戴季英问：“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带着他一起走，还是放掉他？”

戴季英也沉吟了一下，说：“我就是来听取您的指示的。我觉得其他人都能放，但唯独这个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随便放掉的！他知道我们的事太多了！还是那句话，慎重起见，我觉得如果既然不便带着行军，那就不如就地毙了比较稳妥！”

徐宝珊猛抽了几口烟，沉吟了一会儿，没再说话，最后只默默地冲戴季英点了点头。

戴季英也不再说话，直接起身离去。

就这样，几天之后，张汉民被红二十五军错杀于蓝田葛牌镇附近。

很多年后，由原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主持审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中对此次误杀事件做了如下记叙：“由于当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当作‘叛徒’‘法西斯蒂分子’错杀，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才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