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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黄河故事和金枝（第2页）

邵丽：这个还真不好说。女性写女性难免带入个人情绪，会有“身在此山中”的认知障碍。男性写女性会更超然，观察会更客观，想象的空间更广阔。古今中外都有写女人的高手，福楼拜写出的包法利夫人，没有女作家可以企及。就是我们当下活跃的小说家，如苏童、毕飞宇、张楚等当代优秀作家，我觉得他们比女人还懂女人。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看得我目瞪口呆，很难想象出自男作家之手。大约这就是旁观者清吧。

舒晋瑜：《金枝》讲述父亲在追求进步中建立了两个家庭，而他和他的子女们几十年却陷入各自的人生和人性困境中。小说以自身经历和家族发展为主线，以父亲的两个家庭的故事为线索，突出了“审父”这样一个代际之间的永恒命题。通过“审父”，您想要表达什么？

邵丽：想通过一个人，一个个体，讲述一个困窘的时代。小说出版后，好多熟悉不熟悉的读者通过各种方式留言，有的说写的是他们的父亲母亲，有的说写的是他们。当年《我的生活质量》出版后，也有很多人问，你写的是不是我？我有时候很惶惑，读者被代入是作品的成功吗？我的同龄人有此遭际的不甚少，我们的共同困惑就是不理解自己的父亲母亲。一个家庭往往是母亲一力支撑，父亲怯于担当。我们必须把父亲放在那个时代去审视，才可能找到答案。毋庸讳言，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背负的社会压力更大，稍有不慎就会全家皆输。即使以离婚这种正常的事情而言，男人离婚可能会被认为是道德污点，根本抬不起头来。以此而言，“审父”又何尝不是“识父”？

舒晋瑜：父亲有两段婚姻，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她们身上各自背负着各自的母亲和家庭带给她们的影响。有评论家注意到小说里周语同、拴妮子这对同父异母的姐妹。这段关系的处理带有中国式的家庭伦理的很浓重的痕迹。《金枝》是一种中国式的姐妹情义的书写，而且它深具乡土性和中原乡土的特点。

邵丽：读者给我的留言中，大多讨厌周语同，喜欢拴妮子，因为是拴妮子靠着她那种不屈不挠的黏劲儿，把这一个大家庭凝聚在一起。如果没有她，可能这个家族、这里面的亲情都分崩离析了。但恰恰是靠着这个不识字的拴妮子，完成了所有情感的联结。周语同是很自负的人，我是带着反思在写。其实在写上部的时候，我已经在想着下部怎么给拴妮子一个正脸。但我没想到拴妮子这么得人心，大家特别喜欢这个人物。写到后来，我干脆采用流淌式的写法，让故事跟着人物走。

舒晋瑜：其实不仅仅是跟着故事走，也在跟着人物命运和性格走。一代代的女性，从周语同、周拴妮、穗子，在这个家庭分杈的枝条上都扮演不同的角色。《金枝》把女性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您如何处理人物的复杂性，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邵丽：写家族或写亲情时必须要很用心，全情投入。用心用情建造起来的文字才能打动你。写到拴妮子的时候，写到孩子们的时候，写到他们的困顿和奋斗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爱去写。尤其是在写上部的时候，周语同是带着委屈，以一种居高临下、很强势的姿态去俯瞰乡下。后来在写到乡下那一支脉的时候，从穗子到拴妮子，一直到她的孩子们，我发现我是爱她们的。有了这种爱，就能把这种爱带给读者。

舒晋瑜：《金枝》的确是用心用情的创作，正因为如此，才能唤起读者的共情。有评论家看到这一点，指出《金枝》写的是“中国式的情感”。

邵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中国人的感情含蓄、深沉，甚至有着“我就这样”的执拗。这样的感情无所谓对错，它是数千年文化的衍生品。文化是最执拗的，没人可以撼动或者改变文化。

舒晋瑜：您认为这是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吗？这样的情感写作对作家来说是否也存在一定的消耗？

邵丽：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的眼睛每天都是湿润的，我跟着感觉走，从土地出发，又回归到土地。这是我个人的家族史，其实也是中原的文化史、血泪史，是中原大地的社会变迁史，更是黄土地滋养出来的生命之魂。可能因为家族叙事的缘故，也可能因为上述和解的原因，我觉得自己面前像突然打开了一扇门，很多未曾细致思索过的东西扑面而来。对出现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来得及认真思考，却由此写出了一批作品。的确，这是一种向上的趋势，但它可遇不可求。我希望它多滞留一段时间，让我真正享受写作带来的快乐。

舒晋瑜：小说中描写大家族五代人的成长、性格或结局，而且您对小说中每个人物都给予了同等的地位，虽然他们在家族里有主次、有辈分。

邵丽：对于这个家族而言，每个人都是有贡献的，或者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穗子，就没有最后对土地的回归;没有拴妮子，两个家庭之间也就不可能融合，甚至包括后代的那些孩子们，他们都有着强大的向心力。这种亲情的力量虽然未必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但不能否认它是中国文化得以世代延续的重要因素。把这个关系和历史脉络捋顺了，创作起来就顺理成章了。

舒晋瑜：小说细致刻画了几代家族女性内心世界，以及她们的成长与蜕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执着和力量，被认为是“一部书写在中原大地上的女性史诗”。上部主要是以妹妹周语同的主观感受眼光看待这个家庭，下部则重点描写姐姐拴妮子———其实维系家族情感的最终是这位卑微而坚忍的女性。为女性立传，女性视角的写作是否格外有优势？

邵丽：女性书写可能更细腻、更能打动人，但格外有优势也谈不上。性别对书写的影响于我而言微乎其微。这可能与我的成长有关，自小我就是在机关大院长大的，父母都是地方领导干部。尤其是我们生长的那个年代，过分强调“男女都一样”，男女界限确实很模糊。

舒晋瑜：小说通过两个女儿的叛逆、较量，展现出家族女性在传统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挣扎与奋斗，她们特有的韧性和力量撑起了中原故土的魂魄与新生。您的创作心境和状态是否也和从前大不相同？

邵丽：是的，我真实的内心世界，第一是放下，第二是和解。我不知道该为此高兴还是伤感。人打拼一辈子，往往会让周遭的环境越来越逼仄，自己的路也越走越窄。其实当你低下头来，放低你的身段，你会在更低的维度上发现更广阔更温馨的世界。

舒晋瑜：小说中对于何为强大、何为教育、何为爱情、何为孝顺等问题都有深思，在阅读中很有共鸣。我特别喜欢《金枝》的结尾，感觉真是神来之笔啊！您自己觉得呢？

邵丽：不管经历怎样的黑暗和磨难，最终总会走向“应许之地”。这不是麻木之后的自我陶醉，而是心灵解脱后的一种精神生长。我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带着和解的意愿，也有评论家说我是个阳光型作家。不是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而是只要你心中想着光就会有光。一个作家，有责任和义务让读者看见这光。

舒晋瑜：《金枝》的出版被誉为“重建当代家族叙事，重现黄河儿女百年心路”。如今大部分人都在城市工作，远离家族，近年来您的几部作品都专注于家族写作，能谈谈选取这一创作方向的初衷吗？

邵丽：这部作品是给我的家族一个交代，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最近我的确比较注重家族叙事，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心结。可以毫不避讳地说，这些家族叙事的确是我家族的一个镜像，有着长长的历史阴影。我把它讲出来，写出来，才能彻底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