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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小姐……”

韩婉婷微笑着打断了他，说道：

“我们还是不要这么客套了，先生长，小姐短的，太见外了。大家都是同辈，又是朋友，还是以名字相称吧。”

贺伟杰笑着点点头，沉吟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了下去：

“婉婷，既然我们是朋友了，那么有些话我还是必须说的。我虽然并不反对你选择的这个工作，也敬佩你的决心与勇气。但是，我和丽芬一样，也非常担忧你的安全。干记者这一行，本来女性就少，尤其是战地记者。说实话，在我认识的人中，女记者的确也有，不过那些都是在城市里跑跑花边新闻的。但战地女记者，一个都没有。

之所以战地女记者如此稀少，不仅仅是因为女性在体力与生理上略逊于男性，每月还有生理期，而且，对一个成年女性来说，成天要与成年累月不见女人的士兵打交道，吃、住、睡都可能在一起。我是男人，我可以很诚实的说，这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这已经不是生命上的危险，而是精神上的。我相信，如果不幸遇到那样的事情，对任何女性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痛苦，甚至可能是比死亡更痛苦的事情。

关于这一点，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里是战场，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在战场上厮杀的士兵，精神与体力都在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高压，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阴影，他们的行为与想法可能充满了攻击性。

这不是我的危言耸听，我希望你必须要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我晓得刚才你说要拿普里策奖只是一个玩笑话，我相信你决定做战地女记者，一定有你自己的道理。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战场，很危险，如果你的头脑之中只是被美好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所占据的话，我奉劝你，最好还是打消这个主意。

就在上海好好的找份工作，我在申报馆里认识不少朋友，自信可以帮你这个忙。你在上海，一样也可以用自己所学来施展自己的才能，并不一定非要去战场。婉婷，我说的这些话，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过几天再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要这么急就做决定，好吗？”

贺伟杰这番话，已经不止是诚挚而中肯，还包含着如家人一般的关心，这让韩婉婷着实感动不已。尽管他们今天才刚刚相识，但却能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是这般神奇，有些人天天在一起，却从来无法交心。而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但却能生出如多年老友一般的亲厚感觉。

韩婉婷的心头不断的滋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她微笑着点点头，对贺伟杰道：

“伟杰，真的很感谢你能对我说这些话。我答应你们，一定会认真考虑自己的决定，绝对不会辜负你们的关心。”

唐丽芬这时也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韩婉婷的手，急切的说道：

“婉婷，婉婷，说真的，伟杰的话，说的很有道理的，你一定要再认真的考虑考虑。我们分开那么多年，你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要去做什么战地记者。到时你跟着部队东奔西跑，一年也不知道能碰到几次。凭你的家世和人品，就是做市长秘书都绰绰有余，做战地女记者，太不值得了。那种又辛苦又危险的事情，做它干什么！

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该考虑考虑伯父伯母的心情。他们年纪都大了，家里就你一个掌上明珠。你若出了什么事情，他们怎么能受得了啊！婉婷，婉婷，你真的要好好想想，真的，真的！”

唐丽芬的急切同样也让韩婉婷铭感于心，她知道，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发自内心的去关心对方。所以，她笑了起来，伸手拥住了唐丽芬的肩膀，轻轻的摇着，温言说道：

“知道了，知道了，贺太太！现在时间不早了，你就看在我连着一个多月没好好睡上一觉的份上，放我先去休息吧。我保证，明天一早，从睁开眼睛开始，每分每秒，无时无刻，我都会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认真的，好好的考虑的。你看好不好？”

“是啊，丽芬，婉婷今天刚下船，一定累坏了。时候也不早了，就让她先去休息吧，反正来日方长，很多事情还是要慢慢来，急是急不出来的。”

贺伟杰也在一旁附和着，唐丽芬看看丈夫，又看看韩婉婷，几次欲言又止，眼神里充满了无尽的担忧。可最后，她还是无奈的撇撇嘴，轻叹了一口气，怅然道：

“好吧，好吧，算我说不过你们。就这么办吧，婉婷，来，我带你去客房。”

唐丽芬拉着韩婉婷起身，朝着二楼走去。贺伟杰看着妻子与韩婉婷的背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作者有话要说：

☆、

一个和煦的春日午后，韩婉婷从唐家步出，信步在附近的街道上。她走得很慢，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高跟鞋踩在由大大小小鹅卵石子铺就的弹格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嗑嗒嗑嗒的声音，街区附近很安静，行人与汽车来往并不多，似乎只有她的脚步声回响着。

街道两边尽是粗壮的法国梧桐树，微风吹过，树叶发出“唰唰”的声响，仿佛在和人们打着招呼。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透进来，投射在地上，晕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光斑。她抬起头，眯着眼睛看向蔚蓝色的天空，空气中漂浮着春天的味道，悠淡而熟悉。这样的情景，让她不禁想起了在巴黎旅行时，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漫步的画面。

她兴致颇不错，象儿时最喜玩的那般，循着光斑的迹象，用脚一个一个的去踩。踩得兴起，几乎忘记了时间，就这么一路玩了下来，偶尔有在附近玩耍的小孩子看到，都跟在她身后，好奇的看着一个漂亮的阿姨，踩着高跟鞋，象小孩子那样，在地上蹦蹦跳跳的，追着阳光的影子，玩得那么起劲，投入。

渐渐地，跟着她玩的孩子越来越多，由她在前头带着，大大小小的人儿都在路边跳着，蹦着，仿佛是一只老母鸡带着许许多多的小鸡，让人看了忍俊不禁。和孩子们在一起玩，她大约是觉得找回了童年的感觉，拉着孩子们的手，笑得格外轻松与惬意，似乎心中再没有了成人世界的无尽烦恼与忧愁，也没有了无穷无尽的纷争与算计。因此，当那条路到了尽头的时候，与孩子们的分别便让她多了几分不舍与感慨。

孩子们咯咯笑着，挥手与她道别，童稚而又清脆的声音回响在静谧的街道上，如余音绕梁，令她久久伫立凝眸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身影。直到孩子们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她的视线之中时，她才缓缓地回身而去，漫无目的的在阳光下，朝着前路继续前行。

她回上海的事情，除了美国的亲友与阿芬知道之外，并没有通知上海的其他亲友，就连宁波路上的老宅她都没有再回去住，只是悄悄的搬进了父亲早年曾买下的位于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上的一间不大的公寓内，独自居住。为的，不过是想清净的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想再被无谓的亲属关系限制了她真正的个人能力，也不想再成为大家族复杂势力之间争夺的筹码。